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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家文化涵养当代君子之风

来源:中国孔子网  更新时间:2018-05-28  【打印此页】  【关闭

共产党人应做现代君子

 

在儒家看来,君子首先必须有坚定的信念,这个信念主要体现在对“道”的执着追求上。孔子认为,“君子谋道不谋食”“君子忧道不忧贫”。孔子提出,君子应“志于道,据于德,依于仁,游于艺”,把“志于道”摆在首位。这些都说明了“道”的重要性。其次,君子必须以仁爱为怀,并且具有智慧的头脑和勇敢的精神。孔子认为,“君子道者三,我无能焉:仁者不忧,知者不惑,勇者不惧。”这里,孔子其实提出了作为君子的三种“达德”:仁、智、勇。有了这三种“达德”,便可以对人豁达、见事不惑、临危不惧。

 

再次,君子必须有不可动摇的原则,信守道义。孔子说:“君子之于天下也,无适也,无莫也,义之与比。”意思是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人和事没有固定的亲疏厚薄,只是按照义的原则去处理。“君子义以为质,礼以行之”“君子义以为上”“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,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”,这些话说的也是君子要信守道义。君子也要志趣高尚、重义轻利。一个人“志于道、据于德、依于仁、游于艺”,当然就是一个志趣高尚、仁民爱物的人。“君子坦荡荡,小人长戚戚”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“君子固穷,小人穷斯滥矣”,都是要求君子志趣高尚、重义轻利。

 

当然,儒家所提倡的君子人格中的一些要求并不完全与现代社会相适应。但是,当代共产党人还是可以从中汲取营养,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,借以加强党性修养,做现代君子。共产党人当然也要“志于道”,应该“忧道不忧贫”,这个“道”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;共产党人也要讲究“仁”,这个“仁”就是坚持立党为公、执政为民,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,对人民充满大爱,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;共产党人也要信守道义,这个道义就是党性要求、纪律规矩、党内法规;共产党人更要志趣高尚,远离低级趣味,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。

 

儒家提倡的“勿意,勿固,勿必,勿我”“言必信,行必果”“言忠信,行笃敬”“君子成人之美”“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”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等,对今天共产党人为人处世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。它提醒共产党人谋事要实、创业要实、做人要实。共产党人做现代君子,关键是要做到“三严三实”。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“三严三实”,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,又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君子人格的要求,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,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,为共产党人在新形势下修身做人、为官用权、干事创业指明了方向。

 

“三严三实”与中华传统文化关系“千丝万缕”

 

“‘三严三实’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”

 

孔子讲“有诸己而后求诸人”,讲“君子求诸己”,讲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,曾子讲“吾日三省吾身”,“天聪明自我民聪明,天明畏是我民明畏”儒家还讲“天下为己任”、“君子勿欺于暗室”、“君子慎独”……

 

在舒大刚看来,这些都是“三严三实”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表达。

 

“中华传统文化中就认为,一个要想有所作为的人,首先必须‘正心、诚意、修身、齐家’,然后才能‘治国、平天下’,这些正是‘严于修身’‘严于律己’二者所提倡的。”舒大刚说。

 

“三实”的思想,也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。

 

《尚书》里的《皋陶谟》提倡“正德,利用,厚生”将道德修养,讲求实用与实利,注重民生等,摆在首位。“可见中华先民、先贤们是非常重视实用和实效的。”

 

孔子在《论语·雍也》当中也有“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”的表述,论述“这就是‘做人要实’”他说,就是对人要实在,对上要忠诚。而“言必信,行必果”,“言忠信,行笃敬”,说的则是实干。

 

“谋事要实”就是实事求是,“创业要实”就是脚踏实地,“做人要实”就是忠信诚实。在他看来,这些论述,都凝聚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智慧。 “所以说,‘三严三实’与中华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”舒大刚说。

 

中华传统美德经过儒家的提倡、推广,触入中华民族精神之中,形成了积极向上、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。

 

勇于担当的人文精神,正是儒学有别于宗教神学的根本所在

 

儒家具有自己用之不尽、取之不竭的理论源泉和智慧活水——“六经”。孔子继承、整理和传播了“二帝三王”的文化成果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(后世儒者又有《五经》《七经》《九经》《十三经》和《四书》等组合)。“六经”是上古历史的记录,也是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。老子云:“‘六经’者,先王之陈迹也。”庄子也称之曰“旧法世传之史”(《庄子·天运篇》及《天下篇》)。“六经”上述二帝,下纪三王,是考述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等圣道王功,传承上古文明的主要依据,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“史”。“六经”经过孔子整理、阐释和传授后,又成为启迪智慧的历史教科书,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“经”。“经”与“史”的统一注定了“六经”内涵的丰富和博大。

 

《庄子》说:“《诗》以道志,《书》以道事,《礼》以道行,《乐》以道和,《易》以道阴阳,《春秋》以道名分。”(《庄子·天下篇》)集中了文学、历史、伦理、美学、哲学、政治学诸领域的学术和智慧,形成了自足完善的经典体系和知识系统。汉代儒者传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《礼》《春秋》“五经”,东汉传“七经”(五经加《论语》《孝经》),唐代传“九经”(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加《春秋左传》《公羊传》《穀梁传》和《周易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);五代后蜀始刻的“蜀石经”完成古代儒家经典的最后定型——“十三经”(“九经”加《论语》《孝经》《尔雅》《孟子》);宋儒又析《礼记》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与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组合为“四书”,从而形成了儒家经典的多个传承模式与流通文本。中华五千年文明史,恰以“六经”为标志形成了承上启下的轴心关系,前此2500年的历史因之得以记载和传承,后此2500年的智慧据此得以启迪和照明。如果我们不是完整地、系统地研究儒家经典,就不能全面地、真实地认识中华文明的传承序列和承载模式。

 

在思想学术方面,儒学更是具有丰富多彩的学术内涵,在今天分属于多个学科的诸多学术问题和成就(如哲学、宗教学、政治学、经济学、军事学、伦理学、社会学、教育学等),都在儒家经典以及儒学论著中,有较为丰富的特别反映和精辟阐述。如“太极生两仪,两仪生四象”“天人合一”的宇宙观和世界观;“天命(天道)”“鬼神(阴阳)”“礼乐(仁义)”的信仰体系;“过犹不及”“中正”“中庸”“中和”的辩证观;“仁智勇”“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”的伦理观;“民为邦本”“民贵君轻”的“民本”思想;“仁政德治”“博施济众”的治理模式;“尚和合”“求大同”“天下和平”“天下一家”的天下观;“士人、君子、圣人”和“内圣外王”的修身模式;“立己立人,达己达人”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的“忠恕”之道:这一切的一切,都经儒家的提倡、推广,触入中华民族精神之中,形成了积极向上、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。尤其是儒家所提倡的“孝悌忠恕勤”“温良恭俭让”“恭宽信敏惠”“仁义礼智信”等观念,对涵养当今社会的“个人品德”“家庭美德”“职业道德”和“社会公德”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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